湖北神农架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风光。记者 童怀摄/光明图片
贵州省遵义市城市湿地公园。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试点以来取得了哪些经验？如何把国家公园建设成为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的示范区，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如何处理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1.理念和方向的坚守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场景：盛夏时节的三江源地区，草原辽阔，白云低垂，一群群牛羊漫步在天地间，道路两侧的村落，红色的楼顶以及屋顶上的经幡和蓝天白云交相辉映，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美好和祥和。
“这几年政府在村里选了好几个生态保护员，我儿子就是其中一员。除了放牧外，每天要巡查草场，记录野生动植物的情况。”青海曲麻莱县秋智乡布甫村村民巴五说。自然保护和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渗入三江源每一个牧民的心中。
而在另一个试点的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绿色发展的理念也已成为公园试点准则。
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唐华对此深有感触：“从多年来的实践看，在国家公园建设中，要筑牢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根本底线不动摇，要对国家公园内的可进入性区域进行严格论证，在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做到选线布局，用地集约优化、科研教育游憩服务设施高效、节能环保、标识解说系统智能高端化。”
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各地实践“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坚守尊重生命的绿色价值观，以此来引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崔国发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文明充分发展后，生态伦理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道德规范。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神奇的自然生态系统、壮美的自然景观，正是开展生态伦理教育的目的地和重要基地。
在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院副院长唐小平看来，我国正在开展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大多位于大江大河源头、高山峻岭腹地等区域，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或生态功能区。这些区域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水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公园建设首先要将耗水耗电耗资源的工矿企业等有序退出，鼓励当地社区依托国家公园品牌，从事民宿、农家乐和林牧特产品开发等经营活动，建设“生态友好型”生产生活社区，使绿水青山更好地转化为金山银山。
“这种转型发展过程也是传播生态文化的过程，将成为生态教育的生动课堂，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将激发国民热爱自然、享受自然的热情，在游憩体验过程中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发展理念。”唐小平说。
2.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国家公园不等于旅游开发区
探索：2007年6月普达措国家公园挂牌，坚持保护下的适度开发。在此理念支撑下，普达措国家公园通过对其4.58%面积的利用，实现了对公园95.42%范围的有效保护。为保护草甸和水质，公园取消了骑马，修建了栈道，游客乘车统一进出景区，以步行和坐船为主要观光形式，同时，为做好护林工作，每天都有消防队、护林队员进行巡查。
从开发面积与保护面积的占比，到观光方式的转变，种种细节都可见普达措国家公园开发行为中“保护第一”的理念。
实际上，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开发之路并不平坦。上世纪90年代开始，普达措的碧塔海与属都湖两个景区开始发展旅游业。由于没修公路和栈道，游客需骑马穿越草甸才能进入景区，牵马生意火了起来，但马儿踩踏了草地，养马污染了水质，还造成碧塔海的珍稀鱼种大量死亡。
“如果当时以这样粗放的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方式发展，当地生态必将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唐华说，在试点中，我们在公园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适度开展生态旅游展示服务，带动公园周边社区发展，实现公园社会参与共建共管共享。几年过去了，国家公园内的水质与空气质量都得到良好维持。这一实践说明，开发并不意味着破坏，保护也不一定要封存资源。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不仅可以有效保护生态，还能获得经济效益，增进文明意识。
在唐华看来，针对国家公园保护对象的需求差异性，要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决不可本末倒置，以保护之名，行开发之实，将国家公园建设变为旅游开发区；也不应谈虎色变，将国家公园内适度合理的旅游开发利用视为与保护目标相冲突背离的禁区。
这一理念得到了唐小平的认同：“国家公园内不排斥那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旅游活动，但不能搞旅游开发，特别是高强度、高密度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公园是必须绝对禁止的，可以说这种高强度的旅游开发区对国家公园是灾难。”
事实上，无论哪个自然保护区，还是国家森林公园，都需要在“保护”与“开发”这两个矛盾中做到平衡。
唐小平建议，国家公园应将按照自然资源、生态系统、重点保护物种和栖息地保护和恢复需要，以及社会经济活动现状等合理进行功能分区，实行差别化管理。原住居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的，可将其聚居区划入传统利用区或生态体验区、特许服务区，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范化管理。国家公园也会合理设定公益管护岗位和社会服务公益岗位，优先安排原住居民就业。也可考虑选择区域内以及周边一些城镇、村屯、林场和牧场作为社区生态体验示范区，设立国家公园公共服务区和访客接待中心，建立特许经营机制，鼓励支持原住居民参与特许经营。
3.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文化
思考：国家公园体制的关键点在于“体制”二字，然而目前，在国家公园建设中依然对于体制机制存在不少误区。有的人将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冠以“国家”二字的公园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相混淆，认为国家公园最终是“部门公园”；有的则认为是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的“升级版”。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如何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仍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已建有2740处各类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42亿公顷，覆盖了国土面积的14.8%，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运行经费不足、多头管理、法律法规不完善等。
“目前我国有条件设立国家公园的区域大多已建有自然保护区先期进行了保护，守住了生态本底，只是这些自然保护区可能面积较小、保护对象单一或保护的生态系统不完整。今后，许多国家公园将依托已有自然保护区，整合周边的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其他自然保护地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将促使现有自然保护体系得到优化，逐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新型自然保护体系。”唐小平说。
崔国发认为，为解决目前我国广义自然保护区体系中存在的条块分割、“九龙治水”问题，国家公园应该以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保护对象，以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为规划范围，整合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范围，形成“超级的自然保护地”；同时应明确主管部门、各级政府事权、垂直管理体系、固定经费渠道等。
制度创新既要顶层设计，也需基层实践。为强化生态保护职能，三江源国家公园整合了园区国土、环保、水利、农牧等部门编制、职能及执法力量，建立覆盖省、州、县、乡4级统筹式“大部制”生态保护机构。北京长城国家公园区域的选择则在保护人文资源的同时，带动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建设，达到人文与自然资源协调发展的目标，通过整合周边各类保护地，形成统一完整的生态系统。
“从这些试点中都可以看到，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的保护。如果现有文化遗产、旅游景区等已经划入国家公园范围内的，都要按照生态保护第一、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进行管理目标归一、功能重组和机构人员整合，对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文化遗产进行统一、规范管理，目标则是为生态保护服务，而不是旅游开发。”唐小平强调，从这一点说，这是革某些以开发取财的“景区、遗产”的命，使“文化”回归本位。（记者 李慧）
